第410章 娱乐文被连累枉死的过气“童星”10
第410章 娱乐文被连累枉死的过气“童星”109
安慧刚从排练厅出来，身上还穿着排练时那件宽松的黑色t恤，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在脑后。
她沿着护城河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花草混合在一起的、春天的气味。
她停下来，靠在一棵正在开花的玉兰树下。
河对岸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遛狗，有老两口并排坐在长椅上，老太太的手搭在老头的胳膊上。
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大概三四岁的样子，骑着一辆粉色的三轮小车，歪歪扭扭地往前骑，她的妈妈跟在后面，弯着腰，一溜小跑地追。
安慧看着那个小女孩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她也曾经被人这样跟在后面追过。那个人跑得气喘吁吁，但眼睛一直在笑，好像看着她就够了，累不累的无所谓。
那个人的脸已经模糊了，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照片，五官洇开了，只剩下一个轮廓。
但那个感觉还在，那种被注视的、被在乎的、被爱的感觉，像一件穿了很久的旧毛衣，虽然已经褪了色，但穿在身上，还是暖的。
安慧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脚上的帆布鞋。鞋带松了，她弯下腰重新系好，然后直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继续往前走。
护城河的水不急不慢地流着，像日子本身。
三月底的某个傍晚，安慧收到了程砚声发来的完整剧本。
电子版，文件名就叫“海边.txt”，没有片名，没有署名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
她那天晚上哪儿也没去，窝在沙发上，裹着一条毯子，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。
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窗外天已经快亮了。
她合上笔记本电脑，安安静静地坐了很久。
那个四十岁的女人，叫陈秀兰，年轻的她，叫小兰。
剧本里没有写小兰太多的事，只有几个段落式的闪回——
十七岁，她想考大学，父母不让，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；
十九岁，她跟着村里的姐妹去广东打工，在流水线上站了两年，攒了一笔钱想学美容美发，后来钱被家里拿去给弟弟盖了婚房；
二十二岁，相亲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老实，木讷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人，也说不上爱不爱；
二十三岁，结了婚；二十四岁，生了女儿，小名豆豆。
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那些闪回像一条断掉的线，把小兰的少女时代和陈秀兰的中年人生之间，空出了一大片沉默。
但安慧读懂了那片沉默。
那是无数女人共同走过的一条路——从有名字的小兰，变成某某人的老婆、豆豆的妈妈、巷子口那个开超市的老板娘。
名字还在，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
不是死了，是消失了，消失在家家户户的灶台边、菜市场、洗衣盆和女儿的家庭作业里。
直到她快要死了，才想起来，自己还欠自己一个日出。
安慧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给程砚声发了一条消息：“程导，我什么时候进组？”
发完之后她以为要等到白天才能收到回复，没想到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，对面就回了。
“十月。”
凌晨四点半。
安慧看着那条信息，忽然想到，程砚声说他拍《渡口的人》的时候半年没睡过一个整觉。
现在看来，只要有作品要拍，他可能就睡不好觉。
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
脑子里还转着剧本里的那些画面——小兰站在流水线上，一双年轻的手在新零件上飞快地移动，眼睛是空的。
小兰坐在相亲的饭桌前，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对面那个男人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。
小兰抱着刚出生的豆豆，哭了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。
眼泪从安慧闭着的眼睛里淌出来，顺着鼻梁滑下去，落在枕头上。
她没有擦。
哭了一会儿，眼泪干了，她也睡着了。
四月，安慧开始为《海边》做准备。
程砚声给了她一份清单——不是演员功课那种清单，也不是什么“人物小传”“情感记忆”之类的东西，而是一份普通却又十分详尽的清单：
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小城市，住一周，不要住酒店，租一个老小区的房子。
每天去菜市场买菜，自己做饭。
找一家你从来不会进去的理发店，剪一次头发。
去一趟县城的长途汽车站，坐一班最便宜的班车，从起点到终点。
……
安慧照着清单上的指示，去了四川。
她在宜宾下面一个叫南溪的小县城里，租了一间老小区的房子。
六楼，没有电梯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三层，每天晚上上楼都要摸黑走最后两层。
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家具陈旧但干净，阳台上还养着一盆快死了的茉莉花，叶子耷拉着，像在跟她打招呼。
她住了整整七天。
第一天，她去菜市场。
菜市场在巷子尽头，很大，卖菜的大多是一些中年妇女，一个个嗓门都大，但安慧发现她们笑起来的时候声音也很好听。
她买了一棵白菜、两根排骨、一块姜，一共二十三块钱，卖菜的大姐多给了她两根葱。
第二天，她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。
车站很小，候车厅里坐满了人，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，年轻的面孔很少。
她花十二块钱买了一张去隔壁镇的票，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。
车开了四十分钟，中途停了好多次，有人扛着蛇皮袋上车，有人抱着一只母鸡下车。
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一路上都在念叨她的孙子，说孙子在成都读大学，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。
安慧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应一句。
第四天，她路过一家小理发店，门面不大，玻璃门上贴着“洗剪吹15元”的红色塑料字。
她犹豫了一下，推门进去了。
理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化着妆，看安慧进门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热情地招呼她坐下。
安慧说：“剪短一点，随便剪。”那个女人看了她半天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那个……演电影的？”
安慧刚从排练厅出来，身上还穿着排练时那件宽松的黑色t恤，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在脑后。
她沿着护城河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花草混合在一起的、春天的气味。
她停下来，靠在一棵正在开花的玉兰树下。
河对岸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遛狗，有老两口并排坐在长椅上，老太太的手搭在老头的胳膊上。
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大概三四岁的样子，骑着一辆粉色的三轮小车，歪歪扭扭地往前骑，她的妈妈跟在后面，弯着腰，一溜小跑地追。
安慧看着那个小女孩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她也曾经被人这样跟在后面追过。那个人跑得气喘吁吁，但眼睛一直在笑，好像看着她就够了，累不累的无所谓。
那个人的脸已经模糊了，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照片，五官洇开了，只剩下一个轮廓。
但那个感觉还在，那种被注视的、被在乎的、被爱的感觉，像一件穿了很久的旧毛衣，虽然已经褪了色，但穿在身上，还是暖的。
安慧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脚上的帆布鞋。鞋带松了，她弯下腰重新系好，然后直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继续往前走。
护城河的水不急不慢地流着，像日子本身。
三月底的某个傍晚，安慧收到了程砚声发来的完整剧本。
电子版，文件名就叫“海边.txt”，没有片名，没有署名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
她那天晚上哪儿也没去，窝在沙发上，裹着一条毯子，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。
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窗外天已经快亮了。
她合上笔记本电脑，安安静静地坐了很久。
那个四十岁的女人，叫陈秀兰，年轻的她，叫小兰。
剧本里没有写小兰太多的事，只有几个段落式的闪回——
十七岁，她想考大学，父母不让，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；
十九岁，她跟着村里的姐妹去广东打工，在流水线上站了两年，攒了一笔钱想学美容美发，后来钱被家里拿去给弟弟盖了婚房；
二十二岁，相亲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老实，木讷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人，也说不上爱不爱；
二十三岁，结了婚；二十四岁，生了女儿，小名豆豆。
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那些闪回像一条断掉的线，把小兰的少女时代和陈秀兰的中年人生之间，空出了一大片沉默。
但安慧读懂了那片沉默。
那是无数女人共同走过的一条路——从有名字的小兰，变成某某人的老婆、豆豆的妈妈、巷子口那个开超市的老板娘。
名字还在，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
不是死了，是消失了，消失在家家户户的灶台边、菜市场、洗衣盆和女儿的家庭作业里。
直到她快要死了，才想起来，自己还欠自己一个日出。
安慧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给程砚声发了一条消息：“程导，我什么时候进组？”
发完之后她以为要等到白天才能收到回复，没想到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，对面就回了。
“十月。”
凌晨四点半。
安慧看着那条信息，忽然想到，程砚声说他拍《渡口的人》的时候半年没睡过一个整觉。
现在看来，只要有作品要拍，他可能就睡不好觉。
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
脑子里还转着剧本里的那些画面——小兰站在流水线上，一双年轻的手在新零件上飞快地移动，眼睛是空的。
小兰坐在相亲的饭桌前，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对面那个男人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。
小兰抱着刚出生的豆豆，哭了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。
眼泪从安慧闭着的眼睛里淌出来，顺着鼻梁滑下去，落在枕头上。
她没有擦。
哭了一会儿，眼泪干了，她也睡着了。
四月，安慧开始为《海边》做准备。
程砚声给了她一份清单——不是演员功课那种清单，也不是什么“人物小传”“情感记忆”之类的东西，而是一份普通却又十分详尽的清单：
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小城市，住一周，不要住酒店，租一个老小区的房子。
每天去菜市场买菜，自己做饭。
找一家你从来不会进去的理发店，剪一次头发。
去一趟县城的长途汽车站，坐一班最便宜的班车，从起点到终点。
……
安慧照着清单上的指示，去了四川。
她在宜宾下面一个叫南溪的小县城里，租了一间老小区的房子。
六楼，没有电梯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三层，每天晚上上楼都要摸黑走最后两层。
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家具陈旧但干净，阳台上还养着一盆快死了的茉莉花，叶子耷拉着，像在跟她打招呼。
她住了整整七天。
第一天，她去菜市场。
菜市场在巷子尽头，很大，卖菜的大多是一些中年妇女，一个个嗓门都大，但安慧发现她们笑起来的时候声音也很好听。
她买了一棵白菜、两根排骨、一块姜，一共二十三块钱，卖菜的大姐多给了她两根葱。
第二天，她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。
车站很小，候车厅里坐满了人，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，年轻的面孔很少。
她花十二块钱买了一张去隔壁镇的票，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。
车开了四十分钟，中途停了好多次，有人扛着蛇皮袋上车，有人抱着一只母鸡下车。
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一路上都在念叨她的孙子，说孙子在成都读大学，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。
安慧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应一句。
第四天，她路过一家小理发店，门面不大，玻璃门上贴着“洗剪吹15元”的红色塑料字。
她犹豫了一下，推门进去了。
理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化着妆，看安慧进门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热情地招呼她坐下。
安慧说：“剪短一点，随便剪。”那个女人看了她半天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那个……演电影的？”